说大清是人参帝国一点也不夸大其实。还在关外时，“愿以儿子为质”求大明开放边贸的女真各部落，很快就一跃而为边境豪强，步履轻快地踏上招兵买马的康庄大道，靠的就是人参。它是很重要的战略资源，甚至到了各包山头的旗主不惜展开掠夺性开采，以至山参一度绝迹的程度。

人参的这般地位是如何形成的？何以就重要到了战略资源的地位？这其中倒是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思考。

对人参的重视始于西汉。《范子计然》记载：“人参出上党，状如人者善”，说明两件事，最早进入历史视野的人参产地是上党，而不是关外，另外，当时重视人参的主要原因，是它长得确实似人形。

对人形的执着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独创，各种古代文明几乎都经历过这个时期。在中世纪的欧洲，曼陀罗草的根因为酷似人形，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，被传说成各种魔法秘药的原料。这其实点明了这种思想的根源，那就是巫术。

《金枝》的作者，人类学家詹姆斯·乔治·弗雷泽对巫术的分类沿用至今，他将巫术分为模仿巫术和接触巫术，前者遵循“相似律”，后者遵循“接触律”，前者是出自这样一种思维观念，那就是相似的行为或事件常常导致相似的结果，这种认识应用在政治思想上，就是相信能够诞生人形植物必然有什么特殊原因。

在谶纬学说勃兴的西汉，人参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当时认为人参是神物，本来是北斗七星之一摇光的星光所化，如果江河山川不能够发挥力量，那么瑶星就不会发光，人参就不再生长，表面上是在说天文和地力，实际上是说王者龙兴与天命的关系。

将人参视为神奇之物，与巫术、传说贯穿起来的思想一直存在。《广古今五行记》中有一个故事，隋文帝时，上党有人在宅邸后面听到人的呼喊声，每夜不绝，就是找不到发出声音的人在哪儿。后来在宅邸外一里处挖出了人参，一如人体，四肢毕备，呼喊声才停止。所以人参又叫神草，毕竟传闻它通人性。

到了清朝，就更为玄乎了，雍正、乾隆年间，有一个叫阮葵生的进士，是这么说的，辽阳以东，山林中都有人参，这是地气旺盛的结果，难道是偶然现象吗？意思就是说，这里能够成为清朝的龙兴之地，绝非偶然，这里有王霸之气，所以才出人参。

所以对人参的重视，在上古和中古时代，主要体现在谶纬上，实际拿来做药，并不特别受医药家的重视，因为药效不见得多神奇。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有对人参药用价值的最早探讨，它“味甘小寒。主补五脏，安精神，定魂魄，止惊悸，除邪气，明目，开心益智。”而它的另外两个名字多少说明了它的巫术起源——人衔和鬼盖。而在稍晚的张仲景看来，它“主治心下痞坚，旁治不食呕吐等”，常用药。

南朝《名医别录》、唐朝《药性本草》、宋朝《诸家本草》、元朝《用药法象》等医书，对人参的药效都有所述及，但药效似乎都不足以支撑起人参的神话地位。事实上，还有将人参当作单纯的观赏植物的例子。石勒曾经居住在上党武乡县北原山下，就在自家花园中试种过人参，不是为了治病，而是为了花开得茂盛。

直到宋朝，民间对人参的需求量增大，但大在拿它日用，跟治病关系不大。苏轼曾经在给好友王定国的信中说，如果还有信来，随信附寄一些干枣、人参好了，如果没有也不要紧，不必为了这点口腹之欲万里劳人。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，如果有到南面来的人，托他带几斤人参、干枣，早晚都需要。这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，一点是苏轼一开口就是几斤，显然并不觉得人参有多贵重，另一点是早晚都需要，而且是饱口腹之欲的东西，那么很可能是用来泡茶的。

因为是日常要用到的东西，并不难得，所以价格也算不上高。那么人参地位被抬高，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是什么时候的事呢？明代的万历至崇祯年间。

嘉靖年间，人参的价格都还比较正常，一斤人参的价格大约是1钱5分白银，但到了万历中期，就飙涨到一斤3两白银，而到了崇祯年间，就贵到16两白银一斤，绝非寻常人可企及。为什么突然这么贵呢？因为上党的人参被挖完了。按照成书于万历年间的《本草纲目》的说法，“上党，今潞州也。民以人参为地方害，不复采取。”

于是只能转而使用辽参。本来满洲人也没有挖人参的习惯，但是旁边有个老师天天教他们，还开放边境贸易，拿白花花的银子引诱他们，这谁受得了。努尔哈赤的老祖宗阿哈出是明成祖朱棣的三岳父，两边一串门，聊起来人参的事，一拍即合。结果是人参越挖越多，渐渐成了边贸的龙头产品。

这个时候，明朝发现有点不对劲，自己好像变成了冤大头。女真人不事农桑，靠挖参换来大把白银，再从明朝买回必要物资，不仅有粮吃有貂穿，还迎来了人口增长的黄金时代。女真部落这种军政一体的组织形式，人口一旦极速膨胀，那结果会怎样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。于是明朝放弃了边贸，暂时关闭了边境市场。女真人的人参一下子烂掉了十余万斤，万历的人参价格飞涨，就发生在这一时期，这就导致了1608年，“努尔哈赤以五千骑叩抚顺关，挟（人）参索直（价值）”事件。

而他之所以敢这么做，是因为他有人有地盘，地盘还是贿赂明朝边防官员，不费一兵一卒白得的，就是李成梁上书，主动放弃的宽甸六堡及其周边的八百里国土，以及以此为基础，被努尔哈赤逐渐吞食的建州地面。这其中，当然有人参的大大的功劳。

也正因为越来越看重人参的战略价值，才有了人参在崇祯年间的大涨价，因为上党人参资源已经消耗殆尽，努尔哈赤部又挟参自重，才有了16两一斤的天价人参。明朝在人参贸易上的净逆差，不过是帝国崩溃的缩影，在国内市场滞涨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，腐败蔓延至社会的角角落落的大背景下，一个饿肚子的宁夏戍卒终于受不了了，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，他的名字叫李自成。

清朝定鼎之后，对老祖宗在关外的习惯法继承得很好，其中就包括对人参的管理。但这种管理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。最初，朝廷把一百四十七座产参的山分给从“龙”入关的八旗，旗主有管辖权和开采权，采到的参再由朝廷统一收购。这个想法是很好，但实践起来非常之失败，因为每一个旗主都选择了疯狂的竞争式开采，朝廷很快就发现自己无力控制参价，也没有那么多白银来维持人参收购。

那么只能设置极端复杂的官僚体系来防止这种情况了。采挖需要参票，这是开采权的唯一官方凭证。销售由朝廷直接负责，交给江南三织造，还有轮流封山、涵养资源的总体规划，有组织严密、层层负责的监察制度，还有严防腐败的雷霆手段。但结果是生产端极度萎缩，销售体系亏空日增，因为任务越压越重，采参户纷纷逃逸，内务府常常要求垫资，而人参销售不出去，回收不了款项。生产、消费两端的利益都受到侵害，而朝廷的每年七八十万两白银外快倒是稳稳到手，依附于这套体系的各级禄蠧也吃得饱饱的。

也因为如此，人参的价格居高不下。在这套官僚体系还没有运转起来的康熙时代，因为供货充足，参价还能够让普通人家消费得起，康熙也不甚服参，曹寅患病，曾奏请赐参，康熙也只象征性给了一丁点，还提醒说，人参不可乱吃，有效再说。但到了乾隆中期，参价狂涨几十倍，就非豪门大户不能消费了。而即便如此，也没有能够阻止民间对人参的非理性消费。《红楼梦》里炫富是这么说的：“别说一日二钱人参，就是二斤人参也吃得起”。《儒林外史》里说，一个少年得病，大夫开了人参的方子，“每剂要五两银子，自此以后，一连害了两年，把些衣服、首饰都花费完了，两个丫头也卖了”。

为什么如此看重人参呢？专制环境与专制文化是伴生的，有什么样的制度环境，就有什么样的文化，专制的本质是非理性，它通过不断制造迷信来维系自身的合法性。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，那乾隆晚年一天吃两斤半，就挡不住民间倾家荡产用人参给患者“吊命”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之，这简直比周期律还要稳固。专制文化的迷信体现在人参上，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等级制，其实民间何尝是迷信人参，是迷信被视为潜规则的等级制观念罢了。而民间的迷信维持了皇家垄断人参资源的收益，也降低了皇家打击腐败的积极性。

这里其实还可以再思考两个问题。一是嘉庆时，市面上已经很少见到野生人参了，因为挖光了，所以才有吉林将军秀林允许当地采参户春夏进山，将未成形的人参带回人工培植的建议。清朝对人参资源的管理堪称史上最严，怎么就把人参挖光了呢？二是人参的销售为什么要委托江南三织造，北方就不需要人参吗？题外话了。